苦命的兰红霞终于熬到十八岁了。岁月的刻刀在她年轻的眉宇间过早地留下风霜的痕迹，荆江平原的风似乎格外凛冽，吹干了她枯草般发梢上的最后一点水分。父母在晚饭后油灯跳动的昏黄光晕下，局促地开了口。母亲手指捻着弟弟裤腿上磨破的边，声音带着一种尘埃落定的疲惫，又藏着点希冀：“霞啊，后村的陈婶给说了个人家……弄木匠的，姓姚。都说他手艺扎实，做柜子打桌椅活儿细，家里也还成……个头不矮，样貌……也周正。” 父亲的旱烟袋吧嗒声更密了些，烟雾后那张饱经沧桑的脸模糊不清。
“打听……打听过了？” 兰红霞的声音细若蚊蚋，指甲深深掐进粗糙的掌心。
“问过村东头福婆子，她点头的！是，姚木匠，手艺人好！”母亲语气里有种事成的松弛，“就是他姚家……兄弟姊妹多，怕是有五六个呢！挤是挤了点……” 话语的尾音含糊下去，仿佛生活的“挤”，在实在的手艺面前，是可以被忽略的旁枝末节。
兰红霞的心首首往下坠。“兄弟姊妹五六个”这几个字，像沉甸甸的磨盘压在了她的胸口上。自家几个孩子己让她尝够了那份资源匮乏、人人争抢的窒息滋味，如今要去一个更为庞大陌生的家族？恐惧的本能攥紧了她的每一根神经。她像个被惊扰的蜗牛，只想蜷缩进壳里。
“我……我还小……不急……”她挤出生平最大的勇气，吐出的拒绝却轻飘飘的如同灯灰，转瞬湮灭在沉甸甸的沉默里。
风声终于成了现实的脚步声。那天院门外热闹得不同寻常。说笑、寒暄，夹杂着一个陌生男人低沉的、略显局促的应答。
“霞儿！快，倒茶！”母亲的声音从堂屋传来，带着一种罕见的、被大事临门的催促。
兰红霞端着那把待客用的粗瓷茶壶，手抖得水几乎漾出来。低着头，硬着头皮挪进那片聚集的目光中心。
所有视线都粘在了她身上。几个熟悉的多嘴婆娘、一个穿着明显更齐整些的中年妇人（姚母？）、还有一个身材高大的青年。他穿着浆洗得发白的对襟褂子，袖子卷着，露出结实的、布满薄茧与小疤痕的小臂——那是一双常年握斧凿刨、真正的手艺人的手。他闻声转过头来。
目光撞上的瞬间，兰红霞像被烙铁烫到，猛地缩回视线，整个脸都要埋进茶盘里。她能感到那道审视的目光带着秤砣般的重量压过来。恐惧和巨大的羞耻感冻结了血液，热浪冲上头顶，耳朵里嗡嗡作响。不愿意！身体里每个细胞都在无声地呐喊、反抗！
茶水溅出几点，她也顾不得，放下茶盘转身就往外冲，脚步踉跄，只想逃离这片令人窒息的空气。身后是女人们善意的哄笑：“瞧这闺女，老实着呢！害羞得哟！”
第一次见面，连对方的脸都没看清，就在狼狈和浓稠的羞臊中仓促结束。
更让她窒息的是，堂屋里的声音并未因她的逃离而中断，反而进入了更热烈、更不容置疑的流程。父亲正努力堆起笑脸，把那支被岁月磨得光滑的旱烟杆递向未来的亲家（姚父）。母亲和那体面妇人（姚母）凑得极近，声音压低，又急切地交流着那些决定她命运的词汇——“礼数”、“规矩”、“好日子”。媒婆高亢的笑声像粘合剂，精准地焊接两家的意图。那些关于多少斤米、几尺布、几块钱“礼”的拉锯，关于“看日子”、“过帖”、“下定”的商讨……每一个字都像冰冷沉重的铁签，戳破了她最后一点微弱的幻想，扎进她颤抖的心房。
兰红霞失魂落魄地缩回灶房最昏暗的角落。堂屋里那些决定她一生走向的声音，隔着薄薄的门板嗡嗡地钻进耳朵：
“姚家底子厚实点，他家姊妹五个，人多力量大嘛！”
“八月十六月亮圆，是个大好的日子！正合适！”
“定钱……这个数？亲家母，咱们再添点？我们霞儿……”
“成了亲家，都好说！……”
“姚木匠”、“姚家”、“好日子”、“亲家”……这些字眼锤击着她脆弱的神经。十八岁的夏日午后，院子里骄阳似火，蝉鸣聒噪得撕心裂肺，热风卷不起半点凉意。她像一块被钉在砧板上的肉，感官清晰地接收着命运的铡刀正隆隆落下的声响。那些讨价还价敲定的未来，如同眼前灶膛里烧尽的灰白草灰，弥漫着空洞与令人窒息的茫然。那个有着一双粗粝手艺人大手、看不清面孔的姓姚的木匠，以及那座门楣陌生的、拥挤喧嚷的姚家院落，正以不可阻挡之势，成为囚禁她后半生的冰冷牢笼。而她的抗拒，微弱得像落入深井的沙粒，连一丝涟漪都无力激起。灶房的阴影里，她把自己缩成一小团，听着那定下终身的喧嚣声，咀嚼着那份名为“老姚家”的命运滋味，苦涩得让她只能把脸深深埋进膝盖，任滚烫的液体无声地灼烧着冰冷的柴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