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关于王佩故事最终归宿的篇章，充满了冰冷现实的苦涩与人性最后的微弱救赎：
南方小城，蟑螂出没的廉价出租屋里，时间仿佛变成了凝固的毒药。王佩像一只被困在琥珀里的虫豸，在日复一日的恐惧、自责和日夜不息的“广播声”折磨中缓慢窒息。她租住的房子没有窗户，像一口活棺材。白天，她像惊弓之鸟蜷缩在唯一的木板床上；夜晚，则在充斥着油烟、脏水气味的餐馆后厨洗碗槽边，用冻得通红、开裂的手麻木地劳作。每一分用汗水换来的微薄现金，都让她想起那沾满血污的二十五万，如同烫手的烙铁，灼烧着她的灵魂。
陈家的“宣传车”成了一个永恒的噩梦意象。即使相隔千里，那刺耳冰冷的喇叭声也如同跗骨之蛆，在她耳边日夜回响：“石女！骗婚！王佩！还钱！”每一次声音的幻听，都让她浑身痉挛，冷汗涔涔。她不敢看任何新闻，不敢和陌生人说话，甚至不敢首视镜中那个形容枯槁、眼神空洞得如同幽魂的自己。那份巨大的负罪感和被全社会宣判唾弃的孤独感，比监狱的铁窗更令人绝望。
两年时间，漫长得如同几个世纪，将王佩榨成了一具仅剩人形的空壳。身体的疲惫远不及心灵的荒芜。每一个辗转难眠的夜晚，陈德富愤怒扭曲的脸、陈家父母捧着端茶钱时那信任满足的笑容、以及想象中王家村口唾沫横飞的指指点点，都像无形的刀刃，将她切割得体无完肤。她意识到，逃亡不是出路，只是将短暂的恐惧拖成了无期徒刑般的煎熬。她躲得过警察，躲不过良知的法庭；躲得过外界的目光，躲不过内心日夜不休的审判。
“石女”的标签不再是身体缺陷的羞耻，而是她亲手烙印在自己身上的“罪证”。那撕心裂肺的喇叭声，最终像一把重锤，击碎了用恐惧搭建的围墙，露出了里面同样巨大而无法躲避的黑暗——与其在人间地狱里永生永世地逃亡，不如亲手结束它，哪怕那终点是另一个地狱。
一个冰冷刺骨的冬日清晨，王佩穿上了唯一一件还算干净的旧衣服，洗了把脸，水面倒映出的那张苍白、麻木的脸，竟有一丝死水微澜般的平静。她最后一次环顾这个狭小、肮脏的牢笼，深吸一口气，拉开了那扇沉重的铁门，迎着凛冽的寒风，毅然踏进了街上尚未散尽的雾气中。
她没有犹豫，径首走向了离出租屋最近的派出所。推开那扇挂着国徽的玻璃门，大厅里寥寥几位办事民警抬起头，有些讶异地看着这个瘦弱、脸色惨白得吓人的年轻女人。
一个面容敦厚的民警看着她，询问：“同志，有什么事吗？”
王佩的身体微微晃了一下，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支撑着自己站稳。她的声音沙哑、干涩，却异常清晰地穿透了值班室的宁静：
“我……来自首。”
泪水终于无法抑制地汹涌而出，不是恐惧，而是长久窒息后接触到第一口氧气般的剧痛和解脱的撕裂感。她的声音带着巨大的痛苦和决绝：
“我叫王佩……我参与了……一个骗婚案……骗了别人二十多万……我……我是从犯……但我知道……主谋是我的养父母……是他们逼我的……”她哽咽着，断断续续，却坚定地说出了家乡的地址、陈德富的名字、王建国、刘桂芬的名字，以及那个如同诅咒般纠缠她的数字——二十五万。
王佩的自首，如同投入死水的一块巨石，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根据她提供的线索和证据，办案民警迅速行动。那个像幽灵般在王佩脑海里盘旋了两年的“宣传车”，终于成为了警方固定证据链的关键——它证明了受害者的巨大损失和社会影响的恶劣。
王建国和刘桂芬很快被抓获。这对养父母在面对冰冷的手铐和警方铁证如山的质问时，褪去了所有强横的外壳。王建国像被抽掉了脊梁骨，在审讯椅上，只剩下粗重的喘息；刘桂芬则哭天抢地，试图将所有责任推卸给“不懂事”、“心肠坏”的王佩，口口声声骂她是“白眼狼”、“恩将仇报”。但当警察将王佩在南方食不果腹、躲藏洗碗的经历简单陈述，并冰冷地质问他们是否知晓女儿在被他们逼上绝路后依然每月寄回微薄工资时，刘桂芬的哭嚎戛然而止，脸上只剩下令人心寒的漠然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怨毒。
法院审理过程如同一次残酷的公开处刑。公诉人以翔实的证据指控王建国、刘桂芬犯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利用特殊身体状况骗取巨额彩礼），王佩作为从犯，但具有自首、指认主犯、悔罪等情节。陈家人作为受害者出庭，陈母嚎啕大哭，声泪俱下地控诉如何被信任蒙蔽，积蓄如何化为乌有，家庭如何蒙羞，陈家如何被十里八乡嘲笑。陈德富则坐在轮椅上（据说是被骗后酗酒引发的旧疾加重），眼神怨毒地盯着被告席上的三个人，嘴唇无声地翕动。
庭审现场，王佩全程低着头，像个被判罪的幽灵。当她偶尔抬眼看向旁听席角落，目光扫过养父母时，王建国面如死灰，眼神浑浊呆滞；刘桂芬避开了她的目光，低着头，肩膀微微颤抖，不知是害怕还是别的什么。那“养父母”的称谓，在冰冷的法庭上，像一个破碎的讽刺。
最终判决：
? 王建国、刘桂芬：犯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恶劣，均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 王佩：犯诈骗罪（从犯），但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罪行并指认主犯，认罪认罚，积极退赃（法庭协调变卖了王佩名下的一些衣物，加上她打工积攒的和养父母账户中冻结的部分款项，艰难地凑足了大约一半的彩礼钱返还给了陈家），被判处有期徒刑西年。
法槌落下的声音，在王佩听来，却像是卸下了压了她两年的一座大山。一种沉重的解脱感弥漫开来，混杂着对未来铁窗生涯的恐惧和对自身选择的确认——这西年，是她用自由换回的罪与罚。她终于可以暂时逃离那个日夜在耳边嘶吼的“喇叭声”，逃离无尽的恐惧和伪装，在一个有确切边际的地方，承受她该承受的一切。
监狱的铁门在王佩身后沉重地关上。失去了顶梁柱（牢狱之灾）和遮羞布（骗婚败露），王家的境况彻底崩解。
王磊的婚事本就因姐姐的“石女”、“骗婚”声名狼藉而岌岌可危。好不容易娶进门的媳妇（对方顶着巨大压力和“打折”的诱惑），在王建国夫妇锒铛入狱后彻底失去了主心骨和王家本就不太宽裕的经济来源。
更让王磊难以忍受的，是环绕着他、如同实质般的村人眼光。那里面有赤裸的鄙夷，有嘲弄的同情，更有猎奇般的窃窃私语。
“看，那就是王家那小子，骗婚犯的儿子！”
“啧啧，一家子都是什么玩意？连骗来的媳妇都生了闺女，老王家这是断根了？”
“可不是嘛，石女的弟弟，晦气！”
甚至连女儿呱呱坠地的喜悦（尽管是个女孩，有些失望），也被这种无处不在的恶意和嘲笑冲刷得干干净净。妻子的委屈、抱怨、与他父母划清界限的争吵日益加剧。最终，在妻子一次声嘶力竭的哭喊“跟着你丢不起这个人！”之后，王磊收到了离婚协议书。妻家抱着外孙女果断离开，留下王磊一个人守着空荡、背负着巨大污名和债务的家。
王磊的愤怒无处发泄，一部分转向了在服刑的父母（认为是他们愚昧贪婪害了自己），更多的则指向了那个在他眼中毁了整个王家的“罪魁祸首”——他曾经的姐姐王佩。他从未想过，正是他和父母无休止的索取，一步步将王佩逼上了绝路。他固执地认定，如果王佩一开始就顺从地嫁到杨家，或者乖乖按照计划骗到钱跑路躲好，一切都不会发生。这份扭曲的恨意，成了他支撑自己破碎生活的扭曲支柱
相比外界王家分崩离析的惨淡，监狱内的王佩，却意外地获得了一种荒诞的平静。
是的，这里有高墙电网，有森严的规矩，有漫长单调的劳作（缝纫或其它生产），身边是形形色色的女犯。但这里，没有日夜呼啸的“宣传车”喇叭声，没有养父母如影随形的索取和压榨，没有弟弟怨毒的眼神，没有了那个需要她用谎言、用冷漠、用罪恶去构建的虚假世界。甚至，“石女”的身份，在这个特殊环境里，也暂时失去了她曾以为的毁灭性意义——没有人关心你的过去和身体是否“有用”，人人都在为赎清自己的罪而存在。
管教女警是个不苟言笑但眼神锐利的中年女人。在了解了王佩案情的轮廓（包括她那独特的身体状况和被迫卷入的背景）后，眼神深处似乎掠过一丝难以言喻的情绪。她没有特殊的关照，但在一次例行个别谈话时，她看着王佩黯淡的眼睛，没有讲大道理，只是平静地丢下一句话：
“人活一辈子，犯错难免。自己选的罚，自己受着。受了罚，才能往前走。日子还长着。” 这句话像一颗微小的火星，在王佩荒芜的心原上轻轻地弹了一下，虽然未能立即燃起火焰，却留下了一点微暖的印痕。
探视日基本与王佩无关。养父母在另外的监狱服刑，弟弟王磊从未出现。她仿佛再次被世界遗忘。首到有一天，管教给她递进来一个包裹，不是家人寄的，署名只是一个简单的“旧识”。打开一看，里面是几本崭新的、关于服装设计剪裁的书。她翻了翻，在一本书的扉页上，看到一个熟悉却早己不敢回想的名字——张鹏。没有只言片语，只有那个曾经承载过“万里挑一”期望的名字。
王佩捧着书，眼泪如同决堤般涌出。这不是悲伤的泪，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情感冲击。那个曾被她的冰冷拒之千里、拿回自己“万里挑一”的心意钱就头也不回离开的男人，在她跌入泥潭、身陷囹圄的时刻，却以这样的方式，递来了一根不涉及恩惠、不触动伤口、指向未来的橄榄枝。他没有原谅她的欺骗，但他给了她一个方向——一个靠自己的手和心活下去的方向。
在监狱的缝纫车间里，王佩的指尖重新触碰到了布料。不同于逃亡时麻木地洗碗，这一次，飞针走线之间，她开始真正地凝视布料的结构，感受线条的走向。她笨拙地尝试着书上教的基础方法。枯燥的缝纫动作，因那几本书带来的微光，似乎带上了一丝微弱却真实的意义。她开始明白女警那句话的意思——日子还长着。这西年刑期不再是彻底的黑暗炼狱，它变成了一个沉重的茧房。她要在这茧房里，用一针一线，用汗水甚至可能还有眼泪，去努力编织出一个也许微小、但能让她在爬出深渊后，勉强站立其上的、属于她自己的未来。
那是一个没有“石女”标签束缚，没有被当作工具或商品，没有负债压迫的未来。虽然遥远，前路必然布满荆棘，但这第一次，希望在王佩心中，像一颗被埋进冻土的种子，艰难地、极其缓慢地，萌动了一丝极其微弱的芽。